豆蔻村不插電講座會雜感

每次近距離接觸城市拓荒者的房屋居住權斗爭時，都是讓自己擁有最多思想矛盾的時候。即挑戰自己的社會分析，也顛覆自己的認知，甚至是動搖自己的價值觀。

豆蔻村，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差不多每個人對這時間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就像馬華黨爭那樣，不論你有沒有涉及，媒體的報道及政治人物的角力讓每個人都是法官，無法抽離要為這事件作出裁決。

感謝民政黨，它所主辦的講座，讓我有了更新的認知。

就政治上而言，豆蔻村不只是土地強盜與失信者之間的角力。但是卻是撕裂印裔對民主改革信心的課題，讓印裔社群中出現政治彷徨的一群人。

講座時，對于出席者抨擊國陣將豆蔻村變賣，是因為印裔容易欺負的論調，聽起來讓我的毛都站了起來，心想怎么這些人就是不能脫離種族思維框架思考。

對于一個不承認城市拓荒者的政府而言，不論是印裔、華裔、巫裔或是土著，只要地段被發展商相中，土地被搶奪只不過是遲早的事情。資本家顧慮的是地段的位置和發展計劃的回酬，但并不是專門選擇弱勢族群的土地來發展。

但是，這論述卻少了種族政治現實的考量。即擁有強大政治勢力的族群，極度容易種族化逼遷課題而爭取更好的賠償，讓核心問題一直被掩蓋在地毯下沒有爆發出來。就算有，也只不過是極少部分的案例，政治人物和民眾都會以個別案例來看待。

因此，對于馬來甘榜及華人村子被拆除，沒有地契及讓路發展的輿論往往都會成為主要的爭論點。唯有一小部分擁有城市拓荒者權益醒覺的人士，會提出人民土地權的論述來反駁。

很不幸的，印裔社群的心態并非如此。對于地契，他們認為政策的偏差讓他們的權益無法獲得保障，就算是有臨時地契，政府也會耍手段來搶走他們的土地；對于讓路發展，他們認為自己默默為社會付出那么多年，但是自己卻從來都沒有分享到發展的成果。

這股強烈的被邊緣化情緒一直籠罩著他們的腦海。從教育、文化、政治及經濟地位都是平均處于低于水平的狀況，再加上兩年前國陣在我國多個角落不斷拆除興都廟的舉動，讓這股情緒在2007年11月26日通過大示威被渲泄出來。

長期不認同以傳統村論述來保衛豆蔻村的我，在講座會上頓時有所頓悟。對于這些擁有強烈被邊緣化的人，他們急需要獲得政府對他們的存在和地位的肯定，他們需要一個能夠證明他們存在過這社會、為這社會貢獻過的象征物。

豆蔻村是最好的象征物嗎？我不敢下定論，但至少有一部分的印裔人士會從這角度看待問題。他們對國陣的批判是非常尖銳的，但是民聯處理豆蔻村的手法卻讓他們更為憤怒。

面對兩個惡魔，他們是彷徨的，只能不斷用強烈的字眼來譴責政治人物。所以我相信，黃偉益的缺席，最失望的并不是丁福南，而是那些想要一次過向國陣及民聯領袖發出怒吼的彷徨民眾。

永遠站在雞蛋這一邊

今年2月，村上春树在一片争议声中出席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典礼。以下是他的获奖演词。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作者–著名捷克裔作家米兰昆德拉在1985年同样曾获颁《耶路撒冷文学奖》，并在颁奖仪式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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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站在雞蛋這一邊

各位晚安，今天我以一個小說家的身份來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說，一名職業謊言製造者。

當然，並不是只有小說家才說謊。眾所周知，政治家也說謊。外交官和將軍有時也要說他們自己的謊言，就如同二手車推銷員、劊子手以及建築師一樣。但是，小說家的謊言與其他人不一樣，因為沒有人會批評小說家，批評他們說謊不道德。實際上，小說家的謊言說的越大越好，編造謊言的能力越高明，他才更可能受到公眾跟評論家的認可和好評。這是為什麼呢？

我的答案是：透過更有技巧地說謊——也就是說，創作看起來似乎是真實的小說——小說家才能夠將真相帶到新的地方，才能讓新的陽光撒到這片新的土地上。在多數情況下，幾乎不可能以其原始形式掌握真相，也不可能準確地闡述真相。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將真相從眾多掩蓋之中拉出來，把它放到一個虛幻的地方，再用一種虛幻的形式將它替代。但是要想做到這一點，我們首先要清楚真實的謊言在我們心中，就在我們自己的心中。這是要想編造完美謊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資質。

但今天，我不想說謊。我會盡可能誠實。一年中我不說謊的日子為數不多，今天是其中之一。

讓我來告訴你們真相。在日本有許多人建議我不要來這裡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甚至有些人警告我，如果我堅持要來的話，他們就會發起抵制閱讀我的小說的活動。當然，原因是迦薩的戰爭正如火如荼。據聯合國報導，已經有一千多人在已封鎖的迦薩城失去了他們的生命，許多都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孩子和老人。

在接到這個獲獎通知後我不斷地問自己，是否要在這樣一個特殊時刻來耶路撒冷，接受這樣的文學獎是否是現在該做的事情，這樣做是否會讓人產生我支持衝突中的其中一方的印象，說我支持選擇向世界展示其龐大軍事力量的國家的政策呢。當然我也不希望看到我的書遭到抵制。

但最後在經過深思熟慮後，我還是決定來到耶路撒冷。我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原因之一就是有太多的人不想讓我來這裡。可能與許多其他小說家一樣，我總是要做人們反對我做的事情。如果人們對我說——並且特別是如果他們警告我——“不要去那裡”、“不要這樣做”，我就偏偏要去那裡，偏偏要這樣做。你可能會說，這就是小說家的性格。小說家是異類。如果他們沒有親眼所見，沒有親手觸摸，他們是不會真正相信任何事情的。

這就是我來到這裡的原因。我選擇來這裡，而不是逃避。我選擇親自來看一看，而不是迴避，我選擇來這裡向大家說些話，而不是沉默。

請讓我在這裡向你們傳達一個想法，是一個非常私人的想法。寫小說時我總是銘記在心，但我從來都不會把它寫在紙上、貼在牆上，我把它刻在心中的牆上，這個想法是這樣的：

“在一座高大堅實的牆和與之相撞的雞蛋之間，我永遠都站在雞蛋這一邊”。

是的，無論牆是多麼的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都站在雞蛋這一邊。其他人可能會判斷誰是誰非，也許時間或歷史會來判斷。但是，如果一個小說家無論因何種原因站在牆的立場創作，那麼他的作品的價值何在呢？

這個比喻是什麼意思？在這樣的情況下非常顯而易見。轟炸機、坦克、火箭以及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雞蛋是被這些武器毀滅、燒傷並擊斃的手無寸鐵的百姓。這就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含意。

但是，並不僅僅是這些。它還有更深一層的含意，我們這樣思考一下，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個雞蛋。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是存在於脆弱外殼中唯一的、不可替代的靈魂。我也一樣，對你們中的每一個人也一樣。並且，我們中的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也都面臨一堵高大堅實的牆。這個牆有一個名字：那就是「體制」。這個體制本來是要保護我們的，但是有時候它會呈現出它自己的一面，然後就開始殘殺我們，並使我們去殘殺他人——冷酷、有效、系統地殘殺。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要給予每一個靈魂尊嚴，並且讓他們接受陽光的沐浴。情節的目的聽起來是一種警報，是對體制進行光芒的訓練，阻止它將我們的靈魂纏結在它的圈套中，防止踐踏我們的靈魂。我忠實地相信，小說家的職責就是透過創作故事——關於生死、關於愛情、讓人哭泣和顫慄以及讓人大笑不已的故事，讓人們意識到每一個靈魂的唯一性。這就是我不停創作的原因，日復一日，以十分嚴肅的態度創作小說。

我的父親在去年過世，享年九十歲。他是一名退休教師，是一名兼職佛教僧侶。他從京都的研究所畢業後，受征召入伍，被派到中國打仗。作為一個戰後出生的孩子，每天早晨在早飯前，我總是看到他在我家的小佛堂祭壇前非常虔誠地長時間地祈禱。有一次我問父親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告訴我，他是為在戰爭中死去的人們祈禱。他說，他為所有死去的人祈禱，無論是盟友還是敵人。當我看著他跪在祭壇前的背影時，我似乎感受到了縈繞在他周圍的死亡陰影。

我的父親去世了，帶著他的記憶，我永遠都不可能知道的記憶。但是環繞在他周圍的那些死亡卻留在了我自己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那裡學習到的東西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向你們傳達一件事。跨越了國籍、種族和宗教，我們都是人類，我們都是脆弱的雞蛋，都要面對被稱作「體制」的堅實高牆。從表面看來，我們根本沒有獲勝的希望。這堵牆太高太堅實——而且太冷酷了。如果我們有一點戰勝它的希望，只有來自我們將靈魂結為一體，全心相信每個人的獨特和不可取代性所產生的溫暖。

花點時間思考一下，我們每個人都擁有有形的生動的靈魂，而體制沒有。我們不能讓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放任體制以它的規則宰制我們。不是體制創造我們，而是我們建立體制。

這就是我想要對你們說的。

我非常感謝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學獎。我也非常感謝世界各地有那麼多人看了我寫的書。我還要感謝以色列的讀者們。你們是我來到這裡的最主要原因。我希望我們能夠分享一些東西，一些非常有意義的東西。我也非常高興今天有機會在這裡發言。

謝謝大家。

永遠站在雞蛋這一邊

各位晚安，今天我以一個小說家的身份來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說，一名職業謊言製造者。

當然，並不是只有小說家才說謊。眾所周知，政治家也說謊。外交官和將軍有時也要說他們自己的謊言，就如同二手車推銷員、劊子手以及建築師一樣。但是，小說家的謊言與其他人不一樣，因為沒有人會批評小說家，批評他們說謊不道德。實際上，小說家的謊言說的越大越好，編造謊言的能力越高明，他才更可能受到公眾跟評論家的認可和好評。這是為什麼呢？

我的答案是：透過更有技巧地說謊——也就是說，創作看起來似乎是真實的小說——小說家才能夠將真相帶到新的地方，才能讓新的陽光撒到這片新的土地上。在多數情況下，幾乎不可能以其原始形式掌握真相，也不可能準確地闡述真相。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將真相從眾多掩蓋之中拉出來，把它放到一個虛幻的地方，再用一種虛幻的形式將它替代。但是要想做到這一點，我們首先要清楚真實的謊言在我們心中，就在我們自己的心中。這是要想編造完美謊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資質。

但今天，我不想說謊。我會盡可能誠實。一年中我不說謊的日子為數不多，今天是其中之一。

讓我來告訴你們真相。在日本有許多人建議我不要來這裡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甚至有些人警告我，如果我堅持要來的話，他們就會發起抵制閱讀我的小說的活動。當然，原因是迦薩的戰爭正如火如荼。據聯合國報導，已經有一千多人在已封鎖的迦薩城失去了他們的生命，許多都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孩子和老人。

在接到這個獲獎通知後我不斷地問自己，是否要在這樣一個特殊時刻來耶路撒冷，接受這樣的文學獎是否是現在該做的事情，這樣做是否會讓人產生我支持衝突中的其中一方的印象，說我支持選擇向世界展示其龐大軍事力量的國家的政策呢。當然我也不希望看到我的書遭到抵制。

但最後在經過深思熟慮後，我還是決定來到耶路撒冷。我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原因之一就是有太多的人不想讓我來這裡。可能與許多其他小說家一樣，我總是要做人們反對我做的事情。如果人們對我說——並且特別是如果他們警告我——“不要去那裡”、“不要這樣做”，我就偏偏要去那裡，偏偏要這樣做。你可能會說，這就是小說家的性格。小說家是異類。如果他們沒有親眼所見，沒有親手觸摸，他們是不會真正相信任何事情的。

這就是我來到這裡的原因。我選擇來這裡，而不是逃避。我選擇親自來看一看，而不是迴避，我選擇來這裡向大家說些話，而不是沉默。

請讓我在這裡向你們傳達一個想法，是一個非常私人的想法。寫小說時我總是銘記在心，但我從來都不會把它寫在紙上、貼在牆上，我把它刻在心中的牆上，這個想法是這樣的：

“在一座高大堅實的牆和與之相撞的雞蛋之間，我永遠都站在雞蛋這一邊”。

是的，無論牆是多麼的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都站在雞蛋這一邊。其他人可能會判斷誰是誰非，也許時間或歷史會來判斷。但是，如果一個小說家無論因何種原因站在牆的立場創作，那麼他的作品的價值何在呢？

這個比喻是什麼意思？在這樣的情況下非常顯而易見。轟炸機、坦克、火箭以及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雞蛋是被這些武器毀滅、燒傷並擊斃的手無寸鐵的百姓。這就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含意。

但是，並不僅僅是這些。它還有更深一層的含意，我們這樣思考一下，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個雞蛋。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是存在於脆弱外殼中唯一的、不可替代的靈魂。我也一樣，對你們中的每一個人也一樣。並且，我們中的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也都面臨一堵高大堅實的牆。這個牆有一個名字：那就是「體制」。這個體制本來是要保護我們的，但是有時候它會呈現出它自己的一面，然後就開始殘殺我們，並使我們去殘殺他人——冷酷、有效、系統地殘殺。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要給予每一個靈魂尊嚴，並且讓他們接受陽光的沐浴。情節的目的聽起來是一種警報，是對體制進行光芒的訓練，阻止它將我們的靈魂纏結在它的圈套中，防止踐踏我們的靈魂。我忠實地相信，小說家的職責就是透過創作故事——關於生死、關於愛情、讓人哭泣和顫慄以及讓人大笑不已的故事，讓人們意識到每一個靈魂的唯一性。這就是我不停創作的原因，日復一日，以十分嚴肅的態度創作小說。

我的父親在去年過世，享年九十歲。他是一名退休教師，是一名兼職佛教僧侶。他從京都的研究所畢業後，受征召入伍，被派到中國打仗。作為一個戰後出生的孩子，每天早晨在早飯前，我總是看到他在我家的小佛堂祭壇前非常虔誠地長時間地祈禱。有一次我問父親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告訴我，他是為在戰爭中死去的人們祈禱。他說，他為所有死去的人祈禱，無論是盟友還是敵人。當我看著他跪在祭壇前的背影時，我似乎感受到了縈繞在他周圍的死亡陰影。

我的父親去世了，帶著他的記憶，我永遠都不可能知道的記憶。但是環繞在他周圍的那些死亡卻留在了我自己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那裡學習到的東西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向你們傳達一件事。跨越了國籍、種族和宗教，我們都是人類，我們都是脆弱的雞蛋，都要面對被稱作「體制」的堅實高牆。從表面看來，我們根本沒有獲勝的希望。這堵牆太高太堅實——而且太冷酷了。如果我們有一點戰勝它的希望，只有來自我們將靈魂結為一體，全心相信每個人的獨特和不可取代性所產生的溫暖。

花點時間思考一下，我們每個人都擁有有形的生動的靈魂，而體制沒有。我們不能讓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放任體制以它的規則宰制我們。不是體制創造我們，而是我們建立體制。

這就是我想要對你們說的。

我非常感謝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學獎。我也非常感謝世界各地有那麼多人看了我寫的書。我還要感謝以色列的讀者們。你們是我來到這裡的最主要原因。我希望我們能夠分享一些東西，一些非常有意義的東西。我也非常高興今天有機會在這裡發言。

謝謝大家。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egg

By Haruki Murakami

Japanese writer Haruki Murakami (right) and Israel’s President Shimon Peres attend a ceremony awarding Murakami with a prize at the 24th International book fair in Jerusalem Feb. 15, 2009.

I have come to Jerusalem today as a novelist, which is to say as a professional spinner of lies.

Of course, novelists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tell lies. Politicians do it, too, as we all know. Diplomats and military men tell their own kinds of lies on occasion, as do used car salesmen, butchers and builders. The lies of novelists differ from others, however, in that no one criticizes the novelist as immoral for telling lies. Indeed, the bigger and better his lies and the more ingeniously he creates them, the more he is likely to be prais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critics. Why should that be?

My answer would be this: Namely, that by telling skillful lies — which is to say, by making up fictions that appear to be true — the novelist can bring a truth out to a new location and shine a new light on it. In most case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grasp a truth in its original form and depict it accurately. This is why we try to grab its tail by luring the truth from its hiding place, transferring it to a fictional location, and replacing it with a fictional form.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is, however, we first have to clarify where the truth lies within us. This is an important qualification for making up good lies.

Today, however, I have no intention of lying. I will try to be as honest as I can. There are a few days in the year when I do not engage in telling lies, and today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m.

So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In Japan a fair number of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come here to accept the Jerusalem Prize. Some even warned me they would instigate a boycott of my books if I came. The reason for this, of course, was the fierce battle that was raging in Gaza. The U.N.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a thousand people had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blockaded Gaza City, many of them unarmed citizens — children and old people.

Any number of times after receiving notice of the award, I asked myself whether traveling to Israel at a time like this and accepting a literary prize was the proper thing to do, whether this would create the impression that I supported one side in the conflict, that I endorsed the policies of a nation that chose to unleash its overwhelming military power. This is an impression, of course, that I would not wish to give. I do not approve of any war, and I do not support any nation. Neither, of course, do I wish to see my books subjected to a boycott.

Finally, however,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made up my mind to come here. One reason for my decision was that all too many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do it. Perhaps, like many other novelists, I tend to do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 am told. If people are telling me — and especially if they are warning me — “Don’t go there,” “Don’t do that,” I tend to want to “go there” and “do that.” It’s in my nature, you might say, as a novelist. Novelists are a special breed. They cannot genuinely trust anything they have not seen with their own eyes or touched with their own hands.

And that is why I am here. I chose to come here rather than stay away. I chose to see for myself rather than not to see. I chose to speak to you rather than to say nothing.

Please do allow me to deliver one very personal message. It is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keep in mind while I am writing fiction. I have never gone so far as to write it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paste it to the wall: rather, it is carved into the wall of my mind, and i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

Yes, no matter how right the wall may be and how wrong the egg, I will stand with the egg. Someone else will have to decid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perhaps time or history will decide. If there were a novelist who, for whatever reason, wrote works standing with the wall, of what value would such works b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metaphor? In some cases, it is all too simple and clear. Bombers and tanks and rockets and white phosphorus shells are that high, solid wall. The eggs are the unarmed civilians who are crushed and burned and shot by them.

This is not all, though. It carries a deeper meaning. Think of it this way. Each of us is, more or less, an egg. Each of us is a unique, irreplaceable soul enclosed in a fragile shell. This is true of me, and it is true of each of you. And each of us,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is confronting a high, solid wall. The wall has a name: it is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supposed to protect us, but sometimes it takes on a life of its own, and then it begins to kill us and cause us to kill others — coldly, efficiently, systematically.

I have only one reason to write novels, and that is to bring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soul to the surface and shine a light upon it. The purpose of a story is to sound an alarm, to keep a light trained on the System in order to prevent it from tangling our souls in its web and demeaning them. I fully believe it is the novelist’s job to keep trying to clarify the uniqueness of each individual soul by writing stories — stories of life and death, stories of love, stories that make people cry and quake with fear and shake with laughter. This is why we go on, day after day, concocting fictions with utter seriousness.

My father died last year at the age of 90. He was a retired teacher and a part-time Buddhist priest. When he was in graduate school, he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and sent to fight in China. As a child born after the war, I used to see him every morning before breakfast offering up long, deeply felt prayers at the Buddhist altar in our house. One time I asked him why he did this, and he told me he was pray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d died in the battlefield. He was praying for all the people who died, he said, both ally and enemy alike. Staring at his back as he knelt at the altar, I seemed to feel the shadow of death hovering around him.

My father died, and with him he took his memories, memories that I can never know. But the presence of death that lurked about him remains in my own memory. It is one of the few things I carry on from him,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 have only one thing I hope to convey to you today.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individuals transcending nationality and race and religion, fragile eggs faced with a solid wall called the System. To all appearances, we have no hope of winning. The wall is too high, too strong — and too cold. If we have any hope of victory at all, it will have to come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utter uniqueness and irreplaceability of our own and others’ souls and from the warmth we gain by joining souls together.

Take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this. Each of us possesses a tangible, living soul. The System has no such thing.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exploit us.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take on a life of its own. The System did not make us: We made the System. That is all I have to say to you.

最后的選情分析

因為被認為有拉票的嫌疑，所以這條最后的分析稿，不能下了。。

最后的選情分析

出乎意料的選舉成績，總是參選政黨最不想看見的局面，就算初步預料的成績是自己敗選，政黨只有采取正面應對的方案，才有能力達致傷害控制的局面，甚至扭轉劣勢。

一開始便處在挨打局面的國陣，到了競選期最后階段，反而出現催票效應有所超越回教黨的局面，畢竟回教黨在競選策略上并沒有提出更新的拉票議題，并在競選期第3日就以羅海扎合伙人尤斯里的記者會，讓選情達到高峰期。

反觀國陣卻成功在較后，以閉口不答的方式，緩和回教黨對其候選人誠信的攻勢。并趁機突出自己要主打的課題，這包括金童子發展牌、安華叛徒論、回教國課題等等。

將負面攻擊及正面承諾參雜在一塊的巫統拉票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自己比回教黨更為完整的拉票論述，試圖動搖選民對民聯這個新興的政治勢力的信心，同時也以國陣執政綱領突顯自我形象。

反觀民聯的拉票策略似乎沒有全面利用其作為檳州執政黨的優勢，來吸引選民的支持。但還是將自己定位為國家反對黨的姿態，主攻國陣執政不當的問題。

作為檳首長的林冠英，縱使多次前往選區為回教黨拉票，但眼看回教黨被巫統大力攻擊，將回教黨形容為被邊緣化的民聯政黨時，林冠英并沒有及時回應以拯救其盟友。

這讓國陣在正面競選策略方面，以金童子發展牌和11項利民政策承諾出招，誘發選民對國陣的期待。而林冠英只能不斷重復州政府過往所作的政策，但這只能觸動選民的感恩心態。

正當回教黨候選人沙烈曼勝出后，只能擔當檳回教理事會主席，取代柏瑪當波浪岸巫統州議員沙布丁將在今年12月卸任后的職位，民聯根本無法突出這次補選成績將如何能夠提高州政府的績效。

但是，作為選情不被看好的國陣，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劣勢中盡量爭取最大的回酬。昨日多場的活動，羅海扎幾乎都是被國陣領袖忽略在一旁，沒有選民熱烈的掌聲，也沒有受到貴賓式的對待，在魚池晚宴中只能坐在貴賓身后的角落。

上臺演說的領袖也不再大力介紹候選人，反而卻以重塑國陣在選民心中的形象為目的，大力提倡聯邦政府當下的愿景和目標，以改革承諾贏取出席者的掌聲。

這場補選到了競選期的最后一刻，該說的已經說了，該派的禮品也已經派了，雨天更讓助選工作必須暫停。烏云雖然會在雨后散開，但唯有在雨中準備好張開葉片的植物，能夠在天晴后吸收最多的陽光。

猎星

睡觉时间睁大眼睛望着天空，拼命消耗自己的青春。

守候了两给小时，捕获了两颗流星，收进我的记忆里当宠物。

流星从无处来，就趁着你不注意时，突然在天边亮起来，然后划向西边。

它很奇妙的避开所有天上的星星，在他们之间快速消失在黑夜中。仅留下那道短不足1公尺的光在记忆里，让眼珠豆大粒继续观望。

心在还没回神的时候，便急着要许愿，但不可能赶得及。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许什么愿，过于理性的思考，反而会破坏了正在陶醉的心情。为了不让这一片刻的美妙感被破坏，许愿这东西就在心中喃喃下就算了。

凌晨1时55分和2时40分，是流星不小心掉入我的目光陷阱的时间。

3时15分，要收队了。但是眼睛还是不自主地往天空望去，希望在眼皮盖上前，或是树叶遮挡前，一颗流星还会跑出来向我眨眼。但是，奇迹并没有发生。

明天豆蔻村可能会面对拆除的命运了，奇迹会发生吗？还是它也会像流星那样，短暂地吸引目光后，就消失在无处。

又是酒精惹的祸

如果政府不能够担任社会警察的角色，为何又呼吁哈山阿里通过回教事务委员会来“加强执法”？

是分而治之，还是眼光狭隘？

捍卫权益是不能只捍卫一部分人的权益，因为权益的侵蚀都是从一个角落开始，然后慢慢延伸到其他的人群。如果回教徒的道德需要被政府监督，其他宗族的人们又有什么理由来回避政府担当我们的道德警察？

回教徒模特儿的广告必须带上头巾（吉打），回教徒不得在黑暗地区约会亲密（全马），回教徒商店不得售卖酒精饮品（雪州）。。

但是我并不是在捍卫汹酒的自由，印裔社群因为这样儿干出许多打老婆的事件，已经是从小听到大的故事。问题在于要怎样解决酒精被滥用的问题。。

就像香烟，赌博，嫖妓。。同样都是社会道德课题，而不是简单的“饮酒的权利”的问题。
记得一首诗，与已升格为州政府的行动党共勉之。
作者：德国神学家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牧师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09894

也是雪州行政议员的欧阳捍华（左图）在文告中承认，滥用酒精饮料确实会造成一些社会及健康的问题，但是他们也不能因为宗教的理由，而禁止其他人饮用酒精饮料，政府不应充当道德警察的角色。

“事实上，酒精饮料对穆斯林社群所造成多大的影响，并没有客观的调查和研究。我们担心这项课题被有心的政客用来作政治宣传。”

他说，哈山阿里应该通过本身掌管的回教事务委员会，对那些购买酒精饮品的穆斯林加强执法，并通过教育向穆斯林社群灌输正确的宗教知识，以解决穆斯林饮酒的问题。

欧阳捍华也表示，人民都迫切希望看到民联三党能够合作无间，以便能够在来届大选改变大马中央的政治版图。

“哈山阿里重提禁酒的言论，只会让人民质疑回教党的合作诚意。”

都是豆蔻村

今天是自己的豆蔻村日，一天里寫了3次關于豆蔻村的新聞。中午、下午、晚上，都是豆蔻村。但還好，畢竟這課題是另林冠英最頭痛的課題，自己寫了一天，也不夠他煩整個月，說不定接下來還有得煩。

第一篇是民青團的記者會，主要談公務員合作社在繳清款項期限預期后，州政府依舊默許土地順利轉換。

第二篇是關于地契里設下的「利益限制」，就是合作社不能擅自轉讓土地，也就是說不能賣屋子，除非得到州政府的同意。

第三篇是關于州政府早前和村民會面后作出的承諾，但是到現在都還沒有落實。因此村民懷疑林冠英是不是在老點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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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30日訊）豆蔻村土地轉換程序另一弊端被揭露，然而民青團及社青團卻互指矛頭，將責任歸咎在對方的身上。

民青團今日召開記者會，質問民聯州政府為何在限定的購地費繳還期限逾期后，依舊收下檳州公務員合作社的購地費，并默許土地轉換順利完成。

檳民青副團長方群龍召開記者會時指出，根據《國家土地法典》第81及82條文，任何的土地轉換過程中，州政府都會限定一個特定期限，以讓買者在該期限內繳清地價，而通常都是以3個月為期限。

然而，他表示，前政府是在2007年4月25日批準轉售豆蔻村地段給合作社，但是民聯州政府卻在批準日期的11個月后（2008年3月14日），依舊接收合作社繳付的款項，并在較后發出地契給合作社。

他今日記者會主要是反擊社青團早前拋給民政黨的10道問題，并以行政議會記錄已經有了答案而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但卻反拋7道關乎豆蔻村逼遷課題的問題給檳州政府。

方群龍解釋，在1965年《國家土地法典》相關條文底下，州政府會在5A表格內注明該繳款期限，而一旦無法在期限內繳清款項，那么有關交易可被歸為失效。

因此，他抨擊檳州政府指出，民聯執政后非但沒有以這理由擱置這項交易，然而卻在執政后的19天內完成豆蔻村土地轉換手續。

然而，他表示，他并不曉得在豆蔻村地段中，前政府所給予的期限為多長，但是卻強調一般的情況都是以3個月為準。更何況檳首長政治秘書黃偉益上星期也揭露繳清款項期限為3個月。

黃偉益在上星期以社青團秘書的身份表示，前首長丹斯里許子根應該解釋為何前政府給檳公務員合作社那么長的期限去繳清款項，即土地轉售是在2005年被批準，但款項卻是在2008年繳清。

黃偉益今日接受《東方日報》電訪時坦誠，他也不曉得5A表格內所注明的期限是多久，但是認同一般的做法都是給予3個月為繳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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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30日訊）豆蔻村逼遷風波解決方案，或隱藏在州政府發給檳州公務員合作社地契里的「利益限制」里。

根據檳州土地及礦物局在去年3月27日發出的臨時地契文件里（11AK表格），在「利益限制」里闡明相關地段不能被轉名、抵押、典當，或用來進行任何商業交易。

一名專業城市規劃律師德力費南德斯認為，該利益限制意味著檳公務員合作社不能和發展商作出任何發展合約。「該地契其實禁止任何的發展，除非州政府明確的表達贊同。」

根據《新海峽時報》今日的報道，也是雪州八打靈市議員的德力指出，州政府應該發出指示給發展商，以在法庭搬遷令到期后不對豆蔻村展開拆屋行動。

由于他認為，該地段不能夠被發展，因此州政府根本就不需要賠償相等于「綠洲」公寓計劃發展成本的1億5000萬令吉給發展商。

但他卻指出，州政府只需要支付檳州公務員繳清的地價連同利息后，就能夠重新購回該地段并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職業律師林子輝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也提出另一論點，即由于公務員合作社的是99年地契，因此在房屋建成后要轉賣時，必須獲得州政府的同意。

他表示，除非合作社或發展商在興建公寓時或是完工后，向州政府提出申請，并且獲得州政府的同意，那么這些房子才能出售轉名給公寓單位買主。

坐落在東北縣牛汝莪的豆蔻村占地2萬6683.96平方米，如今正面對8月3日逼遷拆村的命運。而州政府已經放棄保村的姿態，反而注重于對村民的賠償條件。

州政府早前曾建議發展商在該地段興建24間雙層樓排屋，以作為對24戶村民的賠償，但發展商及村民至今都沒有給予回應。而州政府將會在8月1日和村民展開第3度會談以尋找解決方案。

發展商計劃在該處興建名為「綠洲」（The Oasis）的高級公寓，單位售價從24萬至29萬不等，并設有按摩旋水浴缸、泳池、瑜伽房、壁球室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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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31日訊）州政府解決豆蔻村逼遷課題的誠意再受到質疑，早前州政府宣布2項有利村民的舉動，至今依舊沒有下文，反而發展商律師更宣稱他們已經獲得州政府的拆屋準許。

豆蔻村居民協會副秘書達瑪拉指出，村民是昨日向法庭申請暫緩搬遷令與發展商對薄公堂時，因為發展商律師聲稱州政府并沒有取消發展庭令，也沒有申請庭令禁止發展商拆屋，導致法庭不發出暫緩令給他們。

檳首長林冠英是在7月8日宣布，州政府將會咨詢聯邦法院的意見，以了解州政府是否能援引1965年《國家土地法令》第116條文，不發出書面同意給發展商拆屋。

而林冠英較后在7月24日與村民進行第二次會面會后宣布，他將會行使首長的權利，指示檳島市政局取消豆蔻村的發展準證，讓發展商就算強行拆屋后，也不能展開建筑工程。

同時，達瑪拉透露，民主行動黨全國主席卡巴星在24日的會議中，也答應將會向法庭申請援引《國家土地法典》第116條文，以阻止發展商在8月2日后拆屋。

然而，距離豆蔻村搬遷庭令期滿還剩下2天時，村民卻愕然發現州政府并沒有履行其承諾，因此便召開記者會要州政府回答村民的疑問。

達瑪拉也指出，發展商律師在今日庭內宣稱發展商已經獲得州政府的拆屋書面通知。因此，州政府務必澄清，究竟是該律師誤導了法庭，還是州政府誤導了民眾。

同時，針對州政府發給檳州合作社的豆蔻村地段臨時地契中的「利益限制」，達瑪拉也質疑為何發展商Nusmetro依舊能夠在在4月14日獲得土地及礦務局頒布凍結令（caveat）。

他解釋，由于獲得凍結令的是發展商，這意味著州政府承認發展商在豆蔻村地段上擁有利益。惟這卻與地契里的「利益限制」出現沖突。

他指出，這是因為「利益限制」闡明了檳州公務員合作社不得變賣、抵押、典當或是在該地段上進行任何的商業交易，除非事先獲得州政府的書面同意。

由于豆蔻村地契是在去年3月27日完成轉讓程序，進而讓村民炮轟民聯州政府一廂承諾保村的同時，卻默許土地順利完成轉讓。但林冠英解釋這是因為地契轉換只是行政事務，所以他并不曉得，但批準轉售地段的前政府才是罪由禍首。

同時，豆蔻村村民將會在8月2日，舉辦一場「印裔文化及遺產慶典」，屆時將會舉辦多項傳統文化活動，其中包括斗牛、爬樹比賽、傳統舞蹈等等。這活動也公開給公眾，以讓他們一同參與這項可能是豆蔻村最后一場傳統活動。

無心做好事VS好人沒做事

有些人認為他是無賴，他是流氓，他是狂漢。。我沒意見。

但是有些人總會無心做好事，社會的發展就是這樣，很難摸透。

但是手握大權的人，卻比一般人更有能力主宰未來的發展。沒有好好利用這些權利的人，終究會被歷史啐棄。

發成

（檳城29日訊）大馬反貪委員會證實爪夷區州議員陳明發并沒有涉及選區撥款舞弊案件，然而卻提出檳州選區撥款及采購程序中出現漏洞，并有可能引發貪污、舞弊及濫權事件。

該誌期7月23日由檳州反貪委員會主任拉蒂法發出的信件指出，2項針對陳明發的案件已經被完成調查，而該委員會將不會采取提控行動并且會結案。

該函件也指出，該委員會察覺到檳州政府現有的采購及撥款系統有出現漏洞，而這將會為貪污敗行打開大門，進而該委員會將會針對這系統準備一份檢視報告。

陳明發連同檳州行動黨副主席佳日星和政治教育主任黃漢偉一同召開記者會時，向記者公布上述消息，并認為這調查結果成功歸還一個清白給他。

在場的3名檳州議員都沒有否認檳州采購及撥款系統出現問題，并且強調這是前政府（國陣）遺留下來被繼續沿用的系統，而他們對也正面看待反貪委員會即將出爐的檢視報告。

也是檳州行政議員的黃漢偉表示，檳州政府已有內部系統以稽查州議員的選區撥款系統，然而他們也歡迎反貪委員會的建議，以繼續加強及改善現有制度。

「這個制度是延續著國民陣線以往的制度，我們有察覺到有缺陷，并不是完美的。我們會對著制度作出更新，當然需要反貪委員會給予協助。」

無論如何，他們3人并沒有解釋現有制度的具體缺陷狀況，惟陳明發表示，他將會等待反貪委員會的檢視報告出爐后才發表看法。

雖然選區撥款涉嫌舞弊課題不只發生在檳州，但雪州民聯議員也面對同樣問題，然而公布選區撥款財政報告，讓選民及公眾檢視撥款用途的政策卻似乎依舊不受到正面看待。

黃漢偉表示，民聯將會針對這政策進行討論，然而現在不愿落實這政策的主要原因，是為了避免撥款受惠者之間出現不滿的狀況。

他解釋，由于在同一個選區內可能會出現各別學校申請不同數額的撥款，如果一方知道了其他學校的撥款后，這將會引發「某些事情」。

無論如何，他也指出，州議員們也有公布部分的選區撥款用途，如學校撥款。而所有的款項都不會經過議員的手，更何況也有收據為證。

佳日星接著指出，選區撥款的使用必須經過檳州財政署，而這些都是在透明的情況下去進行，更何況民聯議員沒有任何東西要隱瞞。但他不確定媒體是否能夠取得這些資料。

他也指出，一旦反貪委員會的檢視報告建議能夠改善現有的采購及撥款系統，民聯議員將會建議檳州財政署對該系統進行改善。

豆蔻村之我見我思

越演越激烈的豆蔻村逼遷事件，再度引爆檳州執政者與人民之間矛盾，面對著人民土地權這政治正確的訴求時，州政府一開始至今都處于挨打的窘境。

林冠英甚至在記者會中以「不愿爭辯」或時間不足來堵住記者的問題。但有趣的是，前首長許子根被記者追問這課題時，就說不愿通過媒體和林冠英辯論，以逃避記者的問題。

都是前政府的錯

在這課題上，州政府慣用的「都是前政府的錯」的萬靈丹似乎失效，然而引來村民的反彈認為這是逃避責任的課題。而州政府就大嘆被逼吃死貓，采取防衛性姿態向國陣、非政府組織、村民及媒體胡亂開炮。

要說村民分不清楚敵人和朋友是扭曲歷史的說法，畢竟村民的捍衛家園斗爭是在多年前就已經展開，而當時的反對黨議員更是與民同在，并踏著村民的肩旁（尸體？）爬上光大28樓。

因此，村民又怎么會不曉得他們的土地是被誰盜走的。州政府根本就不需要每天重復告訴人民是國陣的過錯，畢竟對村民來說這對解決問題并沒有幫助，同時國陣也已經接受了其政治懲罰。

反而，村民正在衡量的是民聯執政以來所做出的努力是否足夠，是否有在符合透明及有能力原則的情況下，讓村民相信州政府已經盡力了。

就拿土地轉換是在去年3月27日完成的課題來說，林冠英可說自己并不曉得相關事項，但這是否代表長期與豆蔻村村民站在一起的該區國州議員卡巴星及雷爾失責，在勝選后就沒有繼續跟進，讓公務員完成土地轉換程序。

但我并不否認州政府抨擊前政府的權利，只不過大家在質問的是，脫下黨袍披上官府的議員們，是否在「推卸」及「承擔」中扮演平衡的角色。畢竟媒體就正等待州政府的豆蔻村土地轉移調查報告出爐。

狹隘政治二分法

對于州政府在處理這事情的手法上，出現許多讓人不敢茍同的舉動和言論，其中包括久久不與村民會見的舉動。這是讓人萬分不解的舉動，但同時卻讓人聯想到國陣領袖對待前去求見和呈交備忘錄的人民的情景。

正當村民面對即將被逼遷的命運，林冠英還有雅致與村民舉行「知心會談」是令人費解的。而面對因失望而批評州政府的豆蔻村村民協會委員會時，林冠英更以「反民聯、反行動黨」來標簽村民更叫人怯步。

這種非友即敵的言論，十足反映了其狹隘政治思維，認為唯有絕對服從，俯身歸順才是其政治朋友。若不則為其貼上「反賊」在其額頭，試圖誘發群眾的仇恨心理。

然而，我同時也要質問這言論的合理性，即正當人民可以在選票中反國陣及反巫統時，為何面對著檳州政府在處理豆蔻村課題引發人民不滿情緒時，受害者卻不能「反壓迫」？

青年參政淪為政治炮手

同時，州政府在這個課題上也與興權會正式決裂，互相抨擊對方為種族主義者，而與州政府同在的參政青年更為了「糾正人民視線」，下筆炮轟興權會。

我不愿為長期以種族作為斗爭路線的興權會辯護，反而支持行動黨青年領袖提出的「社會公正與經濟平衡」大義凜然9字原則，更相信這是發展商為了利潤而與村民居住權產生的階級摩擦。

無論如何，這些同是時評人的參政青年者，除了撰寫顯示其護主心切的文告以外，卻對現有制度缺乏其一貫的批判性，更提不出任何具體解決方案說服大眾。不禁讓人懷疑身在權力中心邊緣的年輕人，是否面對著理想受侵蝕的考驗。

因為一旦「原則」在文告中的出現只是用來確立自己政治正確的身份來抨擊別人，但是卻沒有解釋要如何把9字原則應用在現有問題上，那么恐怕我們只能以口號王來稱呼這些政客。

困頓的斗爭目標

對于8月2日之后會發生什么事情，沒有人能夠給予一個保證。至少村民尚未放棄；社運組織還在村民身旁默默尋找出路；州政府也在面對巨大輿論及政治壓力下，開始作出一些屬于主動性步伐。

然而，在爭取城市拓荒者的運動中，在過往的許多經驗里都發現法庭的判決多不偏向城市拓荒者，反而卻是傾向富裕的發展商。因此，在這情況里，若村民及州政府將所有的希望都訴諸于法律行動，那將會是非常危險的。

畢竟，民聯從來都不會相信我國司法制度是公正的，而豆蔻村事件里的發展公司則是巫統的朋黨公司。在這樣官商勾結，司法不公的國度里，解決問題的方案唯有依靠州政府的政治舉動。

因此，州政府務必立即放下逐漸高高在上的姿態立即和村民展開見面，以謙卑換取時間，并一同商量要如何凝聚人民及州政府的力量來處理這僵局，而不再是一味挑戰居民接受20萬令吉的撫慰金，畢竟保村是民聯議員的政治諾言。

扛著仇恨的民族哀歌

今天Utusan又再炒陳平回國的課題了，這次的對象已經從檳州民政黨主席丁福南轉向人民公正黨實權領袖安華了。可能丁福南看到這報道會感到欣慰，原來自己的看法，還會受到他政敵的肯定。

有人會想，為什么安華會那么笨蛋，明知道這是巫統的陷阱，還會提出贊同陳平回國的言論。但有些人會說，為什么他那么遲，慢了那么多個星期才提出這看法，哪還會引發社會輿論。

我想，對于國陣不可能讓步的課題，永遠沒有早提或是遲提的問題，只有敢不敢表達看法，以及有沒有能力影響及改變更多人的觀點的爭議。因此，安華這樣的提，我不會為就此認為他是一名好領袖，雖然政治勇氣他是不缺的。

重新建立人民的歷史觀點，以及重塑國民的愛國意識才是一名擁有執政理想的領袖所需要推動的。國陣臭，我們都嗅到，但是民聯的印模會是如何，大家都是非常好奇的。雖然有時民聯領袖會說出一些抽象型的概念性事務，這些似乎都是未來執政模式的端兒，但是這是不夠的。

安華避開了巫統及Utusan的瘋狂情緒批判，選擇在課題淡后再提出贊同陳平回國的言論，我想這是非常聰明的策略，雖然媒體版位并沒有預留多少給這新聞，但是如果是要改變群眾的國陣式思維，還有很多的基層醒覺工作需要被采取。

對于巫統認為這是安華為了贏取華裔支持的論點，我在某個程度上相信這事件有可能朝向這方向發展的，但是這要考驗安華是否只是在華裔群眾里發表這觀點，還是會在巫裔講座會上提出同樣的論調。

但我想，面對當下的客觀條件，安華始終還是不會走回國陣式的分而治之模式，畢竟他身旁的2名舉足輕重的人，賽胡先阿里和剛加入公正黨的再益，都發表巫統炒作這課題是為了建立華裔為馬來人的假想敵，以挽回漸失的巫裔支持。

誰才是叛國者賣國賊，我的心中很清楚。你們呢？

扛著仇恨的民族哀歌

刊登于5月31日《東方日報》北馬版

當首相納吉在6月2日官訪全球最大共產黨領導之際，我國領袖因陳平能不能回國一事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內容充滿了仇恨意識及歇斯里底狂叫聲。

讀者每天必須戰戰兢兢地翻閱報章，閱讀著散播情緒恐怖主義的報導。但令人錯愕的是，在多名領袖表達對共產主義無限的恨意之際，納吉還是興致勃勃攜帶多名內閣成員展開4天的官訪，以一解他對全世界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的「獨特情感」。

或許他不了解歷史，不曉得中國共產黨和馬共擁有猶如兄弟般的關系。也許他不是狹隘的領袖，能夠走出悲痛的歷史包袱，向世界高呼「時間可以原諒，但是不能遺忘」。

度過被殖民主義籠罩的世紀，哪個國家及民族沒有經歷過拋頭顱，灑熱血的抗殖民斗爭？不自由毋寧死就是當時斗爭的唯一理念，從霹靂州的拿督瑪哈拉惹樂拉到彭亨州的拿督巴哈曼至吉蘭丹的都江谷都是鼎鼎大名的抗英大臣。

曾被荷蘭及葡萄牙殖民，到被英國統治達1世紀后，在二戰期間被日本侵占3年8個月，一直到馬來西亞在1963年成立。在這漫長的反殖民歷史當中，多少人被殺害被犧牲，都并非大學里的歷史教授可以統計出來，而若要將所有仇恨都記下，那么只有宇宙的黑洞能夠容得下這些包袱。

陳平不被允許回國的課題，早前就被著名國際律師團體-國際民主律師協會主席沙瑪認為，這是一個政治舉動。畢竟這是侵犯國際公認的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的基本人權，同時1989年12月2日合艾和平協議也被違反了。

在奉行政治自由的國度里，任何政治領袖可以選擇自己認同的政治理念，但同時卻必須建立正確的歷史觀及價值觀。不能因為日本曾經侵略我國就和他們斷絕邦交，或是獨立50年后還是視英國政府為強盜土匪，永遠活在歷史想像當中。

更何況，馬共在我國獨立斗爭史里的貢獻是沒有一位領袖敢于否決的，特別馬共在二戰期間領導馬來亞人民展開抗日斗爭的貢獻。而在戰后的短暫和平時期里，由于受到廣泛人民的愛戴，馬共更是受英殖民政府承認的合法政黨。

無奈的是，秉持著反殖民理念的馬共，不能沉醉于合法政黨地位，而成為靜靜躺在英女王大腿上任她撫弄的貓咪，反而必須繼續展開抗英獨立斗爭，解放民族爭取政治經濟自主權。

因此，一場為期數十年的武裝斗爭就因此展開了。但值得一提的是，英殖民政府曾經遣派東姑阿都拉曼等人與馬共代表在1955年展開和平會談。惟會談并沒有結論，反而陳平卻要求東姑阿都拉曼在成功爭取獨立后，再度和馬共展開會談。

因此，檳民政主席丁福南的政治勇氣是值得贊賞的，雖然他并不了解馬共的武裝斗爭是一場反殖民斗爭的延續，但至少他能夠從人權角度提出一個合理的訴求。但是在眾國陣領袖的歷史認識錯亂的情況下，他這樣的訴求卻倒成為無理取鬧。

如果這個不過百年的歷史都無法被國人厘清時，反而個政治領袖為了各自政治利益不惜擅自詮釋歷史，我國在向前踏進的時候，也只會成為在迷霧里亂闖的困獸。

甚至，金發碧眼的外國小游客在觀賞國家紀念碑時都會問：「媽，為什么紀念碑的士兵是踏著頭戴五星帽的人，而不是身穿英國軍服的人？」